失落的公共領域：《自由時報》與《聯合報》七次修憲讀者投書內容分析

夏士芬

1988 年元旦，緊接著解嚴、台灣開放報禁，媒體正式從政治威權中解放，台灣社會全面邁入民主化；1991 年4 月，完成「一機關、二階段」修憲計畫中的程序性修憲，連同爾後六次修憲，憲法共修七次。本文在自由主義的脈絡下，以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的途徑，分析修憲關鍵時期，二大報刊─ ─ 《聯合報》和《自由時報》有關修憲議題之讀者投書，以了解報紙扮演什麼樣貌的公共領域角色，媒體與政治雙重解禁後的閱\聽人與公民，能否透過讀者投書對於憲政選擇發揮影響力。研究發現，解禁後的公民輿論，也僅是一個由上而下、單向的公共領域，參與論壇者依然集中於北部、男性，及屬高文化資本職業類型的人口。政黨掌控國家機器，兩大報選擇性地具實報導，一般民眾僅能就有限的真實，發洩不滿的情緒，或向政府提出微弱的呼籲，並未發展出類似西方「公民」(citizen)的概念，更談不上「政治參與」。市場開放、商業競爭的壓力加劇，媒體不再是侍從報業，卻淪為市場商品，媒介商品必須有清楚的市場區隔及定位，再加上媒體無法拋卻自我的意識形態，反而加入修憲的戰局，與政黨同進退。市民社會的力量，除了在第五次修憲後，將累積多年的不滿情緒、集中能量一次爆發，在其他六次修憲的過程中，幾乎是不存在的。

報紙、修憲、讀者投書、公共領域

201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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