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前媒體論述之社會問題與媒體定位--以《台灣新生報》社論為例

張耀仁、楊曉憶

本研究分別檢視1947年1月1日迄2月27日，與1946年5月1日迄1947年2月27日，共48則《台灣新生報》社論，主要針對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媒體如何論述社會問題與媒體定位，在社會問題方面，集中探討《台灣新生報》如何陳述行政長官公署的行政效率與形象；在媒體定位方面，則以言論自由、新聞及新聞從業人員的定位做一探討。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新生報》並未如研究者所預設，全然站在官方立場為官方進行辯護，在社會問題論述方面，藉助相關數據與現實觀察，判定社會問題之成立，並依此對長官公署加以要求，連帶透露了長官公署過往不甚積極之表現。

而這一消極的形象，亦體現於《台灣新生報》於論述政府行政上，其抨擊中國內地的現狀，也暗批陳儀底下之部分公務員貪污舞弊，其被形塑為「不守法、貪污、將上級之語當作耳邊風」的不肖份子，儘管可見委婉的辯護，但批判時政的筆觸依舊可見，只不過置於彼時媒體盛行之市場，在《民報》、《人民導報》等傾向左派立場的媒體作風下，《台灣新生報》的言論相對其他媒體而言，並不那麼強烈，加諸其官方色彩的身分，致使民眾仍偏好《民報》、《人民導報》，報社罵得越兇，讀者越愛看。

再就媒體定位來說，《台灣新生報》認為彼時媒體之勃興並無不妥，唯獨言論自由應以法律為限制範疇，對於己之言論，《台灣新生報》視其乃係為人民服務、秉持公意而行。而就新聞及新聞從業人員來說，《台灣新生報》將新聞視為一社會公器，並非個人工具，認為新聞從業人員應充實學識涵養、具備報人道德等，指出其既是通才也是專家，並非有聞必錄的機器，而應時時思索與爭求上進。

200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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