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1年，香港保衛菜園村運動引起了全城關注，大量年輕人加入保衛的行動，為香港年輕人參與社會行動開啟新的一頁。2012年，在台北市的華光社區反迫遷運動也引來了大範圍的討論，同樣，年輕運動者成為運動的主力軍。通過比較分析發現，兩地的行動者都展現了相似的身份認同(identity)的追求，而不單單是經濟利益的訴求。行動者通過發掘在地的歷史，普通市民的小故事，社區的建築特色和發展脈絡等，找到個人之於城市的身份認同。而這些非物質的歷史和故事，與政府所推崇的經濟掛帥發展理念是大相徑庭的。這個，一方面反映了香港和台灣走在後工業社會發展的時空裡，年輕一代對於非物質精神層面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揭示兩地年輕世代所處相似的日益受中國因素影響的政治社會環境，和由此催生的關於「在地」和「本土」的身分認同的追求。

但是兩地的運動策略也展現了不同之處。台灣的案例中，行動者展現了「戰鬥式」高度組織化的抗爭，無論是在策略設計還是在運動文宣器具的運用上。相比之下，香港的菜園村保衛則顯得組織鬆散和「隨意」。近幾十年，香港鮮見激烈抗爭的社會運動，從1970年代至今，從英國殖民政府走到今日中國社會主義主權下，香港市民常年習慣於「法治規矩」和「行政吸納政治」的社會政治文化，對於對抗性的行動的容忍度相對較低。而在台灣，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至1990年代，社會經歷了風起雲湧的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運動，其他各個社會領域走上街頭的運動也此起彼落，1980年代至1990年代更被譽為社運的「黃金十年」。另一方面，文化上的「台灣悲情」也反映在台灣的社運案例中，「血與肉」的戰鬥策略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有被廣泛應用。

本次研究為質化研究，採用深入訪談以及參與式觀察為主要研究方法。過去的社會運動比較研究提出，政治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在地社會運動的策略和組織。在本次研究中，筆者嘗試提出，社會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社會運動的策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