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記憶結構著人們對於現實乃至未來的理解與期待，為社會群體論述自身合法性基發揮重要作用。由社會建構而成的歷史記憶在不同利益群體的爭奪之中，通過有意識的寫入和遺忘，不斷發生重構，影響和左右著公眾對於當下與未來的認知。后殖民語境下的民族國家中，各政治力量通過民族主義的敘事，利用“創傷記憶”的儀式性紀念，不斷完成記憶的書寫和國族認同的構建，從而獲得自身的合法性。在晚期現代性的媒介社會中，以客觀真實為特性的電視紀錄片在重構與刻寫“創傷記憶”，進行儀式化紀念中上扮演重要角色。
抗戰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深重的民族危機，是國共兩黨民族主義敘事中的重要一環。如何論述自身與對方在抗戰歷史中發揮的作用，進而通過“創傷記憶”的紀念，確證自身合法性基礎，對於國共兩黨影視形態領域的博弈有著重要意義。本文選取兩岸為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製作的兩部歷史文獻紀錄片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文本分析與話語分析，探討國共兩黨，在后冷戰時代“全民族抗戰”和“客觀記錄歷史”的口號下，對於抗戰歷史記憶話語新的爭奪。